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，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，加上制造业的发展使消费品被大量消耗，特别是电商和外卖的流行，以及垃圾回收人工成本的上升，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。以清运量计，从1990年的0.68亿吨增至2018年的2.28亿吨，年均增长8.4％。“垃圾围城”已成为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典型的“城市病”问题。但截至2016年底，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仍以单一的填埋与焚烧等末端处理方式为主，已然不能解决日益凸显的“邻避效应”、占用大量土地等问题。有关统计显示，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堆存侵占土地面积累计已达35亿立方米，而据世界银行预测，中国在2004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生产国之后，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将于2030年突破３亿吨。面对城市环境管理的巨大压力和城市公共财政预算分配的严峻挑战，减量化与资源化被认为是解决“垃圾围城”问题的根本出路，而垃圾源头分类则是实现减量化与资源化的主要途径。为此，早在2000年，国家建设部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深圳、杭州、厦门、桂林这８个城市确定为“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”，要求社区居民按标准进行垃圾分类投放。遗憾的是，有资料显示，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，８个试点城市所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效均不甚理想，居民对垃圾分类行为缺乏集体采纳是其主要原因。2016年12月，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，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，加快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之后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，要求从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，到2020年底46个先行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，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尽管如此，对许多城市而言，由于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薄弱、积习难改，推行垃圾源头分类举步维艰，无法形成长效的管理机制，甚至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，垃圾减量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如何助推城市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生活习惯，进而提升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，显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。城市居民是垃圾分类的微观行为主体，垃圾源头分类的推行效果被认为是城市广大居民行为选择的结果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又是典型的主客体多方参与的复杂系统，居民行为的培养与监管，教育的深度和持久性等都会对垃圾处理效果产生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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